罗汉图（部分） 吴彬 （日）私人藏吴彬以山水、人物见长，而人物画中，尤以罗汉图成就最高。他的罗汉图不囿古法，每出新奇，形成独自的风格特点。此画构图不落俗套，富有情趣，人物造型怪诞而不失法度，线条疏密有致，用色艳而不俗，可视为吴彬罗汉图中的典型作品。
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梁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四《朱士行传》云：“士行至于阗得《般若大品》梵本，遣弟子弗如檀赍还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众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若不禁，将乱大法。’士行乃求烧经为证……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中国人知有大小乘之争似自此始。【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无改。】）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惟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梁启超原注：梁僧佑《出三藏集记》卷五，有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一篇，略言：“刘宋元嘉中，有外国商人在南康生儿，后为昙摩耶舍弟子，名竺法度，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诵读。”中国人专效忠小乘以反抗时代思潮者，惟此一人而已【校者案：《饮冰室专集》本此注文中之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其义无损，故未改。】），此外则慧导《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涅磐》（梁启超原注：慧导、昙乐、僧渊皆东晋刘宋间人，其疑经之事，并见竺法度《异仪记》，及姚秦僧睿之《喻疑篇》。（《出三藏记集》卷五引）），皆可谓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
中国北地佛教之开展，不能不归功于佛图澄。澄，龟兹人，（以其姓帛知之）之以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国三十九年（三一○至三四八），始终皆活动于石赵势力之下。据本传（《梁高僧传》卷九（原误作“卷十”，今改正。）所记事迹，半带神秘性，用是能感动石勒父子，起其信仰，《传》谓“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澄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然不能疑为空疏无学，《传》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辨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又云：“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听其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窃意澄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最为深刻，故能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其门徒极盛（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澄门下之盛可以概见，今依梁《高僧传》制澄门传授表如下。
佛图澄 道安 法和 竺法汰 法首 法常 法佐 僧慧 道进 法祚 竺佛调（天竺人） 须菩提（康居人？） 竺法雅
竺昙壹 竺道壹 竺昙二
昙翼 法遇 昙徽 道玄 昙戒 慧远 慧持 慧永
道泓 昙兰
慧宝 法净 法领 僧济 法安 昙邕 僧彻 道汪 道祖 慧要 昙顺 昙说 法幽 道恒 道授），而最能光大其业者，则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今直隶正定），盖生于西晋惠帝时，以不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三八九）示寂，年可九十余（梁启超原注：本传记安卒年，而未著其所得寿数，无从推其生年。惟传称其年十二出家，三年执勤无怨，数岁后，为师所敬异，遣之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发之谒澄，最初亦当十七八岁，故能与澄对语，得其嗟赏。澄入中国，在晋怀帝永嘉四年，下距道安卒时之太元十四年，凡七十九年。若安年十七八，而澄初至即往谒者，即安当生于惠帝元康三四年间，寿盖九十六七矣。《传》中又述“安年四十五还冀部”，后乃继述石虎死（永和五）、冉闵乱（永和六）、慕容俊叛（永和八）等事，又言，“安在樊沔十五载”，惜未列举年号对照，不能据以作道安法师年谱也。）。早岁绩学燕赵间，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关中，其传记为一极复杂而极一贯之历史，其伟大人格之面影随处发现。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既德为特宗，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则而从之。”安可谓佛教教会最初之立法家也。）。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功侔于刘中垒（梁启超原注：本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案，安所著经录，今已佚，惟僧佑《出三藏集记》全依据之，此如刘歆《七略》，赖班书《艺文志》以传矣。）。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意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始有疏钞这学，业盛于郑康成（梁启超原注：安所注经，其目于《出三藏记》者如下：
《光赞析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折疑准》一卷
《般若折疑略》二卷
《般若起尽解》一卷
《道行集异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持心梵天二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藏中现在者仅此书。
《阴持八注》二卷
《大道地经十法句义》廿八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三教图 丁云鹏（1547-162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绘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人于一图之中，似正在辩经论道，体现了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画面中释氏趺坐于两株菩提树下成为画面主体，老子坐于蒲草之上，与一身士大夫打扮的孔子相对。三人用笔略有差别，以高古游丝描及铁线描绘写衣纹，质感不同。人物形象古拙，色彩明丽，为一幅上品之作。丁云鹏(1547—1628)，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安徽休宁人。工画人物、佛像，得吴道子法， 白描学李公麟，设色学钱选，以精工见长。兼工山水，亦擅花卉，传世作品有《待朝图》、《漉酒图》、《洗象图》、《六祖像图》等。
本传云：“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凡二十二卷。”上所列者凡十六部十八卷，似尚未尽。又诸书有无后人伪托，尚待考证。要之，注经之业，自安始也。又《出三藏集记》载安所撰诸经序凡十二篇，皆极有价值之文。）。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本，能匡正其误点，与原文暗相悬契，彼盖翻译文学之一大批评家也（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廖。……安录比文句，……析疑甄解……”《魏书•释老志》云：“（道安）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长安，……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今据原文改正。】此亦学界一佳话也。安对于翻译文，力主直译，翻译文体之成一问题自安始。余有《古代翻译文学之研究》一篇，专论此事（见《改造》第三年第十一号）。）。安未尝自有所翻译，然大规模之译业实由彼创设，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梁启超原注：前此经典，以二人对译为常。道安在苻秦时，与赵文业提携，于是所谓“译场组织”者渐可见。例如《增一阿含经》之传译，由文业发起，昙摩难提诵出，竺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安与法和考正其文，僧佑、僧茂助校漏失，此实大规模的译业之滥觞也，其由安主持译出之重要经典如下：《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十四卷本《鞴婆沙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尊婆须密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右诸书共二百余卷，《四阿含》得其三，“说一切有部”之重要论本始输入焉。中国之有计划的翻译事业，此其发端也。）。佛图澄之法统，由安普传（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故知安之学实受自澄也。）；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苻）坚取之。”后此坚遣吕光伐龟兹迎罗什，实采安议矣。）；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详下文）。习凿齿与谢安书曰：“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教，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本传引）此实绝对一篇道安传赞也。安遭值乱世，常率其徒千百，展转迁地就食，其一生事业，与众共之，而半成于流离颠沛中（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避难，潜于护泽。”又云：“冉闵之乱，安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人王屋、女林山。”又云：“倾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又云：“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难立。’……乃令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度河。”安中年遭难流离情形略如是。晚为苻坚所礼敬，稍安适矣。然实目睹苻氏之亡。诸重要经典，多在围城中宣译，其所作《增一阿含经序》云：“此年有阿城之役，伐鼓近郊，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出三藏集记》卷九引）《增伽罗刹经序》云：“正值慕容作难。”（同上卷十引）可见其不以世难废法事也。），非绝大之人格感化力，何以致此！安于宗教上情操至强固，中国人之弥勒信仰，似自彼创始（梁启超原注：本传云：“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此种信仰为净土宗之前驱，当于净土篇详叙论之。）。然不以此减其学术上批评研究的态度，两都骈进，故能为佛教树健全基础也。
在第二期佛教史中，与道安占同等位置者，则鸠摩罗什也。读者当已知印度大乘教之建设，首推龙树，罗什则龙树之四传弟子也（梁启超原注：日本凝然（距今六百四十年前人）《八宗纲要》述三论宗传授渊源，谓“龙树授提婆，提婆授罗候罗，罗候罗授莎车王子，王子授罗什三藏”。此王子即须耶利苏摩也。其根据所出尚待考，但以年代约算，则龙树四传至罗什，因属可信，至教义之一脉相承，则甚显著矣。）。龙树性空之教理，在中国最占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界者至伟大，当于翻译事业篇别有所论列。今但略次其传。什父天竺产，母则龟兹王妹，彼实两异民族间之混血儿也。其夙慧乃轶恒理，七岁，日诵谒三万二千言，已洞解毗昙（小乘论也）。九岁，随母适印度，师大德盘头达多，受中、长二含四百万言。十二，返四域，疏勒王礼为国师，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之还国。年二十始受戒于王宫，盖昔之国师，仅一沙弥耳。什本宗小乘，旁究四吠陀、五明诸论，靡不精尽。在疏勒时遇莎车王子须耶利苏摩，始改习大乘，其本师盘头达多，就诘之，为所折，翻北面拆弟子礼。其文辞辨说之优美，尤一时无对。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龟兹留不遣，坚遣将吕光灭龟兹，挟以归。至姑藏而苻氏亡，光自主，称凉王。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晋隆安五），西四○一），凉降于秦，什乃至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当道安卒后十一年而法显西行之次年也。兴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都什所译三百余卷，诸部经律论咸有（梁启超原注：什所译书，《出三藏集记》著录三十二部三百余卷（《高僧传》同）。《历代三宝记》著录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开元录》著录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然其主要者乃在般若性空之教，盖印土大乘，本自此派发轫也。什卒于弘始十四年（晋义熙八，西四一二），则昙无谶至凉之年也。年寿无考，但似非享高寿者（梁起超原注：传称什年二十受戒后，其母知龟兹将亡，辞往天竺。什留龟兹二年而盘头达多至。次叙苻坚建元十三年，遣使往龟兹迎什。次叙十八年吕光灭龟兹。什受戒距建元十三凡几年，无从确考，但《传》又云：“吕光见什年齿尚少，乃戏妻以王女。”以是推之，时什年恐未逾三十也。合之在凉十八年，在长安十二年，寿约六十欤。）。什虽邃于学，然持戒不严，吕光尝以龟兹王女逼妻之。姚兴复强馈伎女十人。《传》称其“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就此点论，与道安之严肃自律殊科矣。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门下号称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观，其最著也（梁启超原注：本传云：“沙门僧佑……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又据诸经序文所记述，则译《大品》时，集五百余人。译《法华》时集二千余人。译《思益》时亦集二千余人。译《维摩》时集千二百余人。而《唐僧传》卷三《波颇传》亦称“什门三千”，虽或稍涉铺张，然其门下之盛，盖可推见。今依《梁僧传》可考见者，制什门传授表，而以其印度学统所自出先焉。
十六罗汉图 佚名 （日）东海庵藏这个系列罗汉图每幅画一尊罗汉，共十六幅，与常见的元代罗汉图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设色沉着，运笔滞缓，线条粗细变化不大，人物表情深沉，整个画面给人以静谧肃穆的气息。本图画一白发长者，双手合一作前行礼拜状，神态刻画极佳。须眉、毛发以粉、墨点写勾画，双目有神，略加晕染，皮肤着笔不多，却将老人清风瘦骨之态表现的入木三分，真有笔笔传神之。
龙树 提婆 罗候罗 须耶利苏摩
鸠摩罗什
僧佑 最老辈，曾参道安译事。
道融 什卒后，自长安还彭城说法，弟子常千人。
昙影 助什译《成实论》，著《法华义疏》。
僧睿 什所翻经，睿并参正，智度、中、十二门诸 论，壑皆有序，今传。
道恒 道标 二人殆皆有政治才，姚学尝逼令还俗，欲授以政，什、■力请仅免。
僧肇 著《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磐无名论》，所谓肇公四论者是也。蔚然称什门正统，卒时年仅三十一。
道生 本居庐山，与慧远同学，什至，乃入关受业，倡顿悟成佛说，开禅宗端绪，所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等。
慧睿 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
慧严 严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南本涅磐》，严所再治也。
慧观 观本居庐山与道生同入关从什游，著《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
僧弼 参什译事。
龙光
昙斡僧苞昙鉴慧安 初入庐山，后从什游。
昙无城 著《实相论》、《明渐论》。
僧导 导著《成实义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
僧因道温 本慧远弟子，后从什游。
僧楷僧业 彗询 二人并从什学律。
昙济 四传而至吉藏，为三论宗之初祖。）。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健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道安、罗什，实当时佛教之中心人物。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划，提挈众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学识，锐敏之辩才创建宗派，可谓相得益彰也矣。两公弘法之根据也，皆在长安，而其徒侣布于全国。其在吴者则法汰也，道生、慧观、僧导也；其在皖者，则道融也；其在鄂者，则昙翼、昙鉴也；其在赣者，则慧远、慧睿也。沿长江全域，皆两公宗风所被矣。
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曰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交通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但系统未立耳。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伟，有敦煌菩萨之号。谶之大业，在译《涅磐》，与罗针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其异同之点，下方论之。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土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文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梁启超原注：僧睿著《思益梵天所问经序》云：“恭明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道安著《摩诃钵罗若波罗蜜钞经序》云：“叉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出三藏集记》卷八引）观此可知支谦流之译风。）。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其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睿辈，皆北产也。而导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导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社之彭城刘程之，若注《安般经》之会稽谢敷，若著《喻道论》之会稽孙绰，若以三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琅琊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磐》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翦除凶逆之荆山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谢鲲、桓彝、王■、王珉、许询、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坦之、王恭、王谧、荡汪、殷觊、王■、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梁启超原注：所举诸居士之事迹及著述，参看清彭际清《居士传》、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及《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各本传。）。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此途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氵㸒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俗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成帝咸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纪三三三——四一六）。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咸入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以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尝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梁启超原注：远此文见《弘明集》，藏中亦有单本。）。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等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益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
吾前文曾有“什门排摈觉贤”一语，觉贤非他，即创译《华严》之人也。兹事于吾国大乘思潮之分派，有绝大消息，今宜稍详述之。读者当已熟知佛灭后印度之伟教，常为空有两宗对峙之形势矣。又知大乘之空有两宗，以龙树、世亲为代表矣。又知鸠摩罗什为龙树空宗之嫡传矣，而觉贤盖即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之第一人也。觉贤梵名为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人，与释尊同族属，学于■宾，似尝隶萨婆多部（梁启超原注：《出三藏记集》中之萨婆多部目录，列有“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驮跋陀”，即觉贤也。据此，似贤实为“有部”中人物，彼久居■宾，渊源亦宜接近。然案其问答语及其所传禅法，则固不能纯指为“有部”系统也。要之，“有部”教义与龙树派之空宗的大乘极相远，而与世亲派之有宗的大乘反接近，此不可不知者。）。师佛大先，精于禅法（梁启超原注：佛大先者，萨婆多部目录所称第五十二祖。《达磨多罗禅经》所称第四十九祖也。其人为“有部”大师，而于禅宗极有关系者。觉贤有功于佛教界，实在其传禅法，译经抑余事耳，当于禅宗章别论之。）。智严西行求法，归时礼请东来。以姚秦时至长安，正罗什万流仰镜之时也。贤初见什，即不餍其望，“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梁高僧传》卷二本传） 观此问答，便知什、贤两人学说，其出发点确有不同，什盖偏于消极的、玄想的，贤则偏于积极的、科学的也。以什公之大慧虚怀，自不至于无诤中起诤想，然其门下主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伎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修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靖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佑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入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建康道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显所得《僧祗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磐》。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磐》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畔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磐》，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
下（粱启超原注：《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生著“《佛性当有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总起。又六卷《泥洹》（即《涅磐》）先至京都，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是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投迹庐山，……众咸共敬服，后《涅磐》大本至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读此可见长安旧侣之若何专制，与夫创立新说之若何忤俗，又可见远公之在庐山，实为当时佛教徒保留一自由之天地也。）。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能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